这位陈琳指建安七子之一、三国著名文化人陈琳。他是哪里人本来不是问题，《三国志卷七·魏书七·吕布（张邈）臧洪传第七》有记载：“臧洪字子源，广陵射阳人也。”“（袁）绍令洪邑人陈琳书与（臧）洪”。就是说，陈琳是臧洪的家乡人，臧是射阳人，陈当然也是。
但是，近年这却成了问题，扬州宝应、盐城盐都、淮安淮安区三家都说他是本地人，盐都大纵湖镇甚至造了一个陈琳墓来招徕游客。
人可能有出生地、祖籍之分，但在陈琳身上，没有发现任何这种区分的依据，因此，只能说陈琳出生地跟祖籍一致。那么，他是哪里人，就意味着他的祖籍、出生地就在哪里。
上述三家却都认为陈琳是本地人，各自有什么依据？谁才是真的呢？
盐都区大纵湖镇伪造的陈琳墓
陈琳究竟是哪里人？（上）｜春雨沐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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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琳究竟是哪里人？（中）——淮安区说2020年4月28日，淮安文史公众号发表了华炜先生的《“建安七子”之陈琳籍贯考辨》，三千余言，关于陈琳“籍贯”的关键内容有160多字：《后汉书·志二十一》载：“广陵郡十一城”，“射阳故属临淮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六三：“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。射阳县前汉属临淮郡，后汉属广陵郡，今楚州山阳县。”《旧唐书·地理志（一）》曰；“山阳，汉射阳县也。”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亦称：“淮安县南齐置，汉射阳县，东晋改曰山阳县”。由此可知，广陵射阳就是今天的淮安，陈琳的籍贯，也应为淮安。华先生可能没看见2018年9月5日，刘怀玉先生在淮安区报发的《古射阳考》一文，已“超前”驳斥了他的说法。刘文说道：唐杜佑《通典》卷181云：“山阳，汉射阳县地，晋立山阳郡。或云汉吴王濞反于广陵，山阳王率众拒之，因以山阳为名。”臧励和等人编的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“淮安县”条云：“汉射阳县，三国时废，晋复置，东晋改曰山阳县，宋改淮安县，元仍为山阳，明清俱为江苏淮安府治。民国废府，改县为淮安，属江苏淮扬道。”新版《辞海》“淮安”条亦云：“汉置射阳县，东晋改山阳县，宋改淮安县，元复名山阳县，1914年又改淮安县。”上引典籍、辞书中的几条资料，对于古射阳县即今淮安县前身的解释，无疑都是正确的。但是，对于它的沿革关系，后两条却说得不准确。例如，“东晋改山阳县”这名话就不正确，准确的说法应该是：“分其地置山阳县。”因为新建山阳郡、山阳县时，射阳县仍然存在，而且，山阳、射阳二县还同时并存了相当长的时间，故不应说成是“改”。刘怀玉上说证明，射阳县曾经是山阳县（今淮安区）一部分，但时间不长。《宝应历代县志类编》第3页记载：“南齐，射阳县废，地入山阳。”“梁置安宜县，属阳平郡，又置莒县，属东莞郡。二郡系割山阳南境之半，即汉平安、射阳二县地置。”由此可见，射阳县只有南齐到梁中间20多年属于山阳，陈琳在世（？—公元127年），与此毫无关系，怎么能说他的籍贯是山阳的呢？宝应县南宋期间先后升为宝应州、宝应军，领宝应、盐城、山阳、淮阴等县。今天，难道我们能说在淮安区出生的周总理籍贯是宝应吗？但是，刘先生又说，古射阳在山阳西边不远，后来被山阳县收纳了。楚州（今淮安区）东南的射阳湖镇是后来兴起的，跟射阳县没关系，只跟射阳河（今不存）和射阳湖有关。他的依据是郦道元的《水经·淮水注》：中渎水自广陵出山阳白马湖，迳山阳十里西，即射阳之故城也。应劭曰：在射水之阳。但郦道元此说很不靠谱。应劭（约151-约203年），与陈琳基本同时，说射阳“在射水之阳”是靠谱的。但“射水”究竟在哪里后文再说。假设就是郦道元去世（527年）后，射阳被山阳收纳的，从项伯封国（公元前201年）起，一个历700余年的古城邑被另一个后起县城收纳了，没有一点点历史记载，至今也没有一点点文物出土，像小牛喝奶，渣都不剩，可能吗？而且，江淮自古没有两个县城如此靠近的。刘先生说，“山阳、射阳二县还同时并存了相当长的时间”，恰恰又说明不可能10里（北朝1里约等于463.5米）之内有两个县城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弄清射阳县究竟在何处。《宝应历代县志类编》第2页记载：“汉高祖六（公元前201）年正月，封项伯为射阳侯。孝惠三（公元前192）年，国除为射阳县，属临淮郡。东、西、南境，在今宝应县境，北境在今淮安府山阳县境。射阳城在今宝应县治东七十里。”《后汉书》卷58说：“臧洪字子源，广陵射阳人也。”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曰：“射阳故城在楚州安宜县东也。”北境在今淮安府山阳县境，说明射阳县域在山阳县南边；宝应（安宜）县城东70（汉）里是何处？就是今日的宝应射阳湖镇。就是说，射阳湖镇就是当年射阳县的县城所在地。这说明，当时射阳县城在今天淮安市东南，而不是南边的淮安区，更不在淮安区西边10里。但刘先生说，“李贤注解是错的。”他只相信郦道元，不相信李贤，未免太武断了。这点后文再论。射阳县跟山阳县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有关网络载《维扬志》资料说：顺帝永和三年（138），广陵郡领广陵、江都、高邮、平安、凌（今宿迁县东南）、东阳（今盱眙县境）、射阳（今淮安市东南）、盐渎（今盐城市西北）、舆（今仪征市东北）、堂邑（今六合县北）、海西11县。晋武帝太康元年（280），广陵郡仍治淮阴，属徐州，先后领有淮阴、射阳、舆、海陵、广陵、盐渎、淮浦（今涟水县西）、江都8县。《资治通鉴》六十三卷中说：“射阳县前汉属临淮郡，后汉属广陵郡，今楚州山阳县。”但关于临淮郡的史料说：“宋射阳县，属徐州临淮郡。”既然有“宋射阳县”，就否定了《资治通鉴》“今楚州山阳县”的说法。其实，射阳县的北境在东晋之前包括山阳县。刘先生后文说明了这一点：“淮安县的前身山阳郡、山阳县原先是其（射阳县）境内的一个镇，于东晋末始分立山阳郡、山阳县。”这就证明，《资治通鉴》的表述是不恰当的。退一步说，即使射阳县在宋代属于山阳县，或者空挂（有县名无实土），根据明隆庆《宝应县志》，至少从公元1570年前后起至今，射阳一直属于宝应，跟山阳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刘先生又说，王莽篡汉，大改天下地名，将射阳县改为监淮亭。“监淮”这个名字说明，古射阳应在淮水之滨，不当在离淮水遥远的今射阳镇。刘先生是把“监淮”当“临淮”了。如是“临淮”，则不会离淮河太远，说“监淮”一定靠近淮河，则站不住脚。况且，既然东晋之前的射阳县北境本就包括山阳，新朝时射阳当贴近淮河，说“离淮河太远”岂不是自相矛盾？（未完，待续，明天请看《宝应县说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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